红楼之扶摇河山

大周宫城，乾阳宫。

最近因大同盐铁违禁大案牵联甚广，整个神京城都隐含着动荡不安的情绪。

大同边军指挥北上投敌，正二品边镇总兵牵罪入狱，多达八家勋贵牵扯其中。

据说再过几日，数十名牵扯落罪的边军将官，将被陆续押送至神京受审。

今日早朝，都察院几名御史上奏，严斥勋贵子弟目无国法，骄奢贪鄙，倒卖违禁，扰乱边陲，应予严惩，不可姑息。

更有缮国公之孙世袭三品镇武将军石光珠等勋贵，弹劾孙占英、钱绍扬等人身具高位，屡受皇恩，却不知感恩。

此二人相互勾结，为祸边城，败坏人心，国法难容，应早日明正典刑，以安人心。

又言勋贵子弟戍边，本秉承报国之心，却被钱绍扬等人蛊惑教唆，犯下失矩之举，令人痛心疾首，恳请朝廷予以教化，准其自新赎罪。

自来文武不同路，存在天然的隔阂。

如今边军出现舞弊投敌之事，多家勋贵子弟牵扯其中，足见武勋粗鄙失德，文官自然照例要踩一脚。

而缮国公之孙石光珠等人皆为世家勋贵，这次大同盐铁违禁大案，他们都有亲友子弟牵扯其中。

或为同气连枝之意，或为勋贵群体张目，自然要给涉案勋贵子弟做些开脱。

嘉昭帝收到诸般奏本，留中不发，对各方看似义愤公道，实则各藏私心，心中虽明晰，却皆不置可否。

……

等到下朝之后，传召内阁大学士蔡襄、兵部尚书顾延魁、礼部尚书郭佑昌、忠靖侯史鼎等心腹之臣入殿议事。

等到传召之臣入殿侍立，嘉昭帝说道：“大同盐铁违禁要案已审讯完备，相关人犯罪证确凿，只是此案牵扯极大，引动朝野波动，众目睽睽。

因此，召集各位爱卿咨事议论政，以备裁决。”

大学士蔡襄说道：“启禀圣上，大同盐铁违禁之事，牵扯大同边军，兹事体大。

孙占英投敌叛国，更是死不足惜，待国朝使臣交涉北虏，引捕此贼，明正法典。

其余从犯之人，依臣愚见，根据其罪大小，由三法司依律进行处置，以彰律法森严。”

蔡襄是文官翘楚，擅长政事缓急权衡，深通理事轻重机变。

他这一番话对于事态主旨立场鲜明，对事情的旁枝末节，也留下一定余地。

毕竟今天嘉昭帝召集议政的官员，除了他这样的文官，还有忠靖侯这样的武勋。

蔡襄作为文官，骨子里难免有打压武勋的潜意识。

但他深通为官之道，圣上既会召集文武同殿议事，就是想在文武两道寻求平衡。

自己如果完全以文官立场议事，必定难以全部如愿，所以他才提出首恶必诛、余者依律而办的主张。

大周九边重镇，自八年前大败蒙古土蛮部，去岁贾琮平定辽东女真，其余并无大的战事发生。

九镇边军承平日久，已生出懈怠骄奢之状，大同总兵钱绍扬包庇枉法，便是边军这种状态的明证。

蔡襄身为文官阁臣，目光长远，精于权谋，深通以文制武的手段。

武勋开始骄狂抬头，扰乱边镇安定，打掉一个正二品大同总兵，清洗掉一批边军将领，打压遏制武将群体气焰，也就达到了目的。

所谓的从犯之人，依律处置，不过是他给武勋留的一个活口，那四个纨绔勋贵子弟，不论生死，都左右不了大局。

……

蔡襄称钱绍扬为此案首恶，也不是信口而言。

钱绍扬虽没直接参与盐铁违禁贩卖，但他身为大同军镇首官，手中权柄极大。

孙占英虽出身大同世家，但不过区区一个军指挥，如果不是钱绍扬的包庇维护，他没有足够的依仗，如何能肆无忌惮做盐铁生意。

如今孙占英投敌北虏，一时难以成擒，钱绍扬身为大同总兵涉案，自然是此事无可辩驳的首恶。

大同盐铁违禁大案，已经轰动朝野，官民两道众目睽睽，朝廷要向天下示之以公，先诛首恶，首恶必诛，便是最要紧的一条。

……

等到蔡襄话音落地，兵部尚书顾延魁说道：“启禀圣上，此次大同指挥孙占英罪行败落，便立即北上投靠土蛮部安塔汗。

此举不可能是孙占英仓促起意，必定是他与蒙古土蛮部早有勾结。

自八年前，平远侯梁成宗五战五胜蒙古土蛮部，土蛮部安塔汗的实力大受折损，远走塞外休养生息。

但是，根据各镇斥候探马收集的信息，安塔汗虽因实力受损，暂时放弃南下牧马的打算，却没停下积蓄实力的图谋。

自从大败与平远侯之后，虽没再领军袭扰大周九边重镇，但在塞外草原却从没停止过杀戮征伐。

这些年他东征西讨，征服残蒙流散各地的多个部族，如今麾下掌控十万余户，控弦精锐号称二十万众。

比之当年与平远侯对峙鏖战之事，实力优胜往昔，以安塔汗的秉性和